做错了吗？

当然做错了。

惯子如杀子。

古人留下的话，字字都是血泪教训。

可是，现在知道错了，还有用吗？

晚了。

一切都晚了。

……

第二天清晨。

寒城上空飘起了蒙蒙细雨，天空灰暗得像是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。

厂区的大喇叭里，准时响起了《东方红》的激昂旋律。

这是上班的号角。

街道上，成群结队的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汇成了一股蓝色的洪流，朝着肉联厂的大门涌去。

清脆的车铃声此起彼伏，充满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勃勃生机。

暨母也在这股洪流中。

她今天特意换上了一套洗得最干净的蓝色工装。

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，用黑色的发卡别在脑后。

只是，她的背脊再也挺不直了。

她像是一个行尸走肉，机械地迈着步子。

周围的工友们说说笑笑，讨论着食堂今天的早饭是白面馒头还是窝窝头。

有人认出了她，热情地打招呼。

“孙大姐，早啊！”

“早……”

暨母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匆匆低下头，加快了脚步。

她不敢看工友们的眼睛。

她怕在里面看到同情，更怕看到鄙夷。

她没有去自己熟悉的后勤车间。

而是径直走向了厂部的劳资科。

买她工作的人，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

是厂里保卫科刘干事的乡下远房表妹。

在这个年代，想要进国营大厂，除了接班和招工，就只有这种私下里的“顶岗”。

虽然政策不允许买卖，但只要双方咬死是“亲戚关系”，领导大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毕竟，谁家还没个穷亲戚想端铁饭碗呢？

劳资科的办公室里，弥漫着劣质茶叶和印泥的味道。

办事员是个戴着厚底眼镜的中年妇女，她翻了翻暨母递过去的材料。

“孙秀兰同志，你想好了？”

办事员推了推眼镜，眼神里透着几分探究。

“你这可是正式工，离退休没有几年了，现在办‘病退’顶岗，以后的退休金可就全没了。”

暨母的手指死死地绞在一起，指关节泛白。

“想好了。”

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，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。

“身体不行了，干不动了，让年轻人接班吧。”

这是他们事先对好的说辞。

办事员心知肚明，也不再多劝。

厂里早传开了，说孙秀兰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惹了大事，要赔一大笔钱。

“行吧，在这儿签字，按手印。”

办事员把一份《职工内部退养及顶岗申请表》推到了暨母面前。

暨母拿起钢笔。

那支笔仿佛有千斤重。

她的手抖得厉害，好几次都没能落笔。

旁边那个等着顶岗的年轻姑娘，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。

“孙大姐，您快点儿啊，我这钱都准备好了。”

说着，姑娘从贴身的布包里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布包。

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沓崭新的十元“大团结”。

整整五十张。

五百块钱。

在这个人均工资只有三十几块的年代，这是一笔巨款。

但同时，这也是暨母半辈子的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