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"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讹谬""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"等原因，又由于南北朝时期，学分南北，师说多门，且大多义旨浅略，教者烦而多惑，学者劳而少功，不适应全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，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。

自汉末以降，天下分崩，经学亦随地域而裂为南北二宗。南学承魏晋玄风，重义理阐发，尚清谈简约；北学守汉代遗规，重章句训诂，尚质朴笃实。二宗相攻，如泾渭分明；诸师并立，若荆棘丛生。同一《尚书》，江南江北文字互异；同一《毛诗》，郑玄王肃释义相左。读书人皓首穷经，往往穷数年之力于一家之说，而与他师相遇，竟如异域之人，言语不通，义理相悖。加之历年战乱，典籍散佚，传抄讹谬，鲁鱼亥豕之误触目皆是，甚至有经生以误本为宗，递相授受，愈传愈讹，去圣人之旨益远。此诚如颜之推所叹："校定书籍，亦何容易！"当此之时，经学非为济世之舟楫，反成惑人之荆棘；非为致治之圭臬，反为乱政之端倪。天下既归于一统，而学术犹裂于畛域，此诚盛世之隐忧，文明之痼疾。

李世民深鉴其弊。这位以武功定天下的英主，深知马背上可得天下，却不可治天下；深知创业之艰难，更守成之不易。他目睹隋炀之失——恃才矜己，穷兵黩武，虽有文翰之盛，终致社稷之倾——遂以文治补武功，以学术固根基。即位未久，即着手经籍图书的整理工作，"购募遗书，重加钱帛，增置楷书，令缮写。数年间，群书略备。"

此"购募"二字，看似平淡，实则暗含雄图。李世民诏令天下，广搜散逸之书，无论秘藏于山岩屋壁，或流落於市井坊间，皆许以重价购求。有献书一卷者，赐绢一疋；献书十卷者，除授官职。又于弘文馆、秘书省增置楷书手数十人，皆择书法精工、心性谨严之士，令其端楷缮写，一字不苟。纸用硬黄，墨取松烟，装以缥带，签以玉轴。数年间，内府藏书之富，远超隋代旧观，群书略备，灿然大观。昔年战乱中焚于咸阳之火、沉于董卓之舟、散于侯景之乱的典籍，至此渐复旧观，如百川归海，万流宗岱。

在国家经籍图书渐已完备的情况下，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《五经》。颜师古者，名籀，以字行，乃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，家学渊源，精研诂训，于文字音韵之学尤为深湛。李世民素知其才，贞观四年，特诏于秘书省开设考经之所，赐以禁中藏书，许以遍览秘阁，更遣学士数人佐其事。

颜师古受命，如履薄冰。他深知此非寻常校雠之役，乃一代文治之枢机，万世学术之准的。于是闭关于秘书省，日夕研读，广校众本。以江南旧本为底，参以北朝流传之卷；以石经遗文为正，辅以简册出土之字。一字有疑，则遍检群籍；一句不通，则博访通儒。遇南北文字歧异者，则稽其源流，辨其得失；遇诸师释义不同者，则衡其短长，择其善者。历时两年多，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，最终完成了《五经定本》，包括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。

此《五经定本》之问世，不啻为经学史上之一场革命。昔者南北对峙，学者各守师说，如楚河汉界，不可逾越；今者定本一出，天下奉为圭臬，如日月丽天，无远弗届。它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，使治经者有共同之文本，无疑义之字句，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其影响所及，不止于有唐一代：唐代科举，明经进士皆据此本；宋代诸儒，程朱理学亦溯源于此。故谓其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，都有一定的影响，诚非虚誉。政治赖之以统一意识形态，学术因之而凝聚共识基础，理学由之而萌发新芽——此三者，皆定本之遗泽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