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二年（619年）六月戊戌日，唐高祖正式颁布诏令，明令国子学建制周公、孔子庙宇，确立官方四时祭祀的固定礼制，春夏秋冬四季按时举行祭孔祭圣大典，以此彰显朝廷崇儒重道的立国基调。与此同时，朝廷专门下诏遍访天下，竭力搜寻孔子后裔，予以优待抚恤，延续圣裔传承，彰显对儒家道统的尊崇与接续之心。

为进一步夯实儒学地位、规范官方礼乐教化，武德七年（624年），唐高祖亲赴中央最高学府国子学，亲临释奠大典，以最高官方礼仪祭拜先圣、先师，为天下士子树立尊师重儒的表率，自上而下带动朝野崇文之风。武德九年（626年），朝廷再降恩旨，正式册封孔子嫡传后裔为褒圣侯，给予世袭荣誉与特殊礼遇，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孔氏家族的尊贵地位，让尊孔之举有了稳定的制度依托。

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，对儒学的推崇远超武德旧制，将尊孔崇儒、以儒治国推向顶峰，成为贞观盛世文教繁荣的核心根基。贞观君臣深知，儒家思想是维系君臣秩序、治理天下、教化万民的核心内核，因此李世民即位后，大刀阔斧调整前代礼制，重塑孔子的独尊地位。

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李世民采纳房玄龄等核心文臣的谏言，对官方圣师礼制进行重大革新：正式废止周公为先圣的旧制，独尊孔子为万世先圣。朝廷专门在国学之内独立建制孔子庙堂，确立全新的祭祀规制，定孔子为先圣、颜回为先师，彻底确立了孔子在官方儒学体系中的至高地位。

据《贞观政要》明确记载，贞观二年，太宗下诏罢黜周公先圣名号，于京师国学正统建制孔子庙堂，稽考历代经典礼制，重塑圣贤位次，尊奉仲尼为先圣、颜子为先师。庙堂之内，祭祀所用的礼器俎豆、乐舞干戚悉数完备，礼制仪轨周全规整，终结了隋末唐初礼制混乱的局面。

为广揽儒才、充盈朝堂，同年太宗大举征召天下儒生，但凡饱学之士，朝廷一律赐以布帛、提供驿传车马，征召赶赴京师长安。对于入朝的儒士，朝廷破格擢用、不限资历，大量博学儒臣得以跻身朝堂、执掌官职，成为贞观朝政局的中坚力量。同时朝廷放宽入仕门槛，规定但凡国子监学子能够通晓一部及以上儒家大经者，即可直接授官任职，极大激励了天下士子研学儒经、勤学入仕的热情。

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太宗再推尊孔盛典，下诏尊奉孔子为宣父，给予帝王级别的崇高尊号。同时诏令在孔子故里兖州专门敕建专属庙殿，划定专属供养民户，以二十户百姓专职负责孔庙修缮、祭祀供养、日常值守，让孔圣故里的祀典世代不绝、香火永续。

在尊崇孔子、重塑圣道的同时，李世民格外重视追崇历代儒学宗师，褒奖儒学文脉传承，以此激励当世经学发展、彰显朝廷崇儒诚意。太宗专门下诏，对梁代皇侃、褚仲都、熊安生、沈重、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玑，隋代何妥、刘炫等前朝通儒，予以厚待，悉数提拔其子孙入朝为官，以荫官礼遇褒奖先贤儒学功绩，让历代大儒的学识与功绩得以被朝廷铭记，恩泽绵延后世。

贞观二十一年（647年），为进一步尊崇经学、完善儒家道统谱系，太宗再次颁布重磅诏令，遴选历代功勋卓著、经学传世的二十一位儒学大家，准许其配享孔子庙廷，位列圣贤从祀体系。这批宗师囊括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圣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。

此次配享遴选极具包容性，打破学派门户之见：以汉代经学大师为主体，同时兼容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两大流派，吸纳南北朝南方儒学、北方儒学的代表性人物。此举整合了数百年纷乱的儒学文脉，终结了经学派系对立割裂的局面，确立了大一统王朝兼容并蓄、融汇百家的官方儒学体系，极大推动了唐代经学的融合与兴盛。

在尊孔崇儒、礼遇先贤的同时，唐初历代帝王持续推进官学体系建设，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制学校，构建起系统完备、覆盖全国的官方教育网络，为儒学传播、人才培育提供坚实载体。

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年）五月，大唐开国伊始便火速搭建中央官学体系，正式下诏设立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三大核心学府，初始核定中央学子员额三百余人，同时诏令全国各郡县普遍设立地方官学，定额招收生员，让官方教育体系迅速落地成型。

武德七年（624年），朝廷再度细化地方文教制度，明文规定州、县、乡三级行政单位必须全部建制官学，实现基础教育全域覆盖。唐高祖屡次亲临国子学参与释奠大礼，以身作则推崇文教，并严令宗室诸王、勋贵子弟一律入学就读，带头研习儒经、修习礼制，自上而下扭转世风、培育人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