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传记，有好几段在写内阁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，这是明代政治的一个特色。争权夺利，封建社会的官场概莫能免，乃制度之使然，不能归罪于那一个人。严嵩在官场斗争中并非如传记所写的那样狠毒，相反倒是有点心慈手软，最终成为失败者，是一个悲剧人物。他和夏言是有过斗争，对国事边事有不同的看法，对人事任免也有不同的看法，这都是正常的议事议政行为，不能说一有龃龉就是倾轧，就是构陷。夏言三进三出，最终因得罪皇上被杀，乃咎由自嘉靖之“果于杀戮”所使然。王世贞在《夏言传》中亦详加叙述了，却在这篇嵩传中先是说他“倾夏言而斥之”，后又说他“为嵩及崔元、陆炳构，伏法”，把夏言遭斩，一古脑儿推到严嵩身上。

对于严嵩与另一个首辅翟銮的关系，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争斗。翟銮因儿子考试舞弊下台，本来与严嵩无关，王世贞却凭空加了一句“嵩乃授风旨于给事于中王交辈，俾发其事”，导致翟銮的下台，严嵩就益发舒了。奸雄的形象，在他的笔下，又升了一级！而事实的真相是，严嵩和翟銮是同届进士友好，在内阁相处年多，并无争执，是嘉靖朝内阁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。翟銮去世后，两个儿子也复了官，还专门找严嵩为乃父写碑铭，如果真的是严嵩指使将他们打下去，这两个也颇有头脑的儿子是不会找他写碑记的。

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，严嵩的罪名是“党恶遍居要地，将帅率以贿通”。所谓“党恶”举了吴鹏、欧阳必进、许论、万采、方祥五人。前三人官至尚书，算是身居要地，但并非“党恶”。许论守边数有功，这才进兵部尚书；欧阳必进历官数年，所在有政绩，还是一个发明绳索牵引机的为人民办不少好事的实干家，是凭政绩上来的。严嵩原来并不认识他，也不是什么姻亲。王世贞却在这里大肆渲染其所谓裙带关系。吴鹏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。这三位身居要地的尚书都不能算是什么党恶。而万采、方祥只不过是一般的郎中、员外郎，并未居要地。

“将帅率以贿通”。帽子就更大了，好象那么多将帅都是从严家买来的，而所举仅杨顺一例。杨顺守边失事，是有过，严嵩当年也曾指责过他，并非一味包庇。守边失事者多矣，有的没有追究。而杨顺则追究得被腰斩，实为另有隐情。原来这个杨顺任御史时曾经揭发过徐阶的儿子考试舞弊，这事闹得很大，差一点掉了徐某的官帽，徐阶一直怀恨在心，上台后便籍口将他杀了，看来也是一冤案！

被控为“嵩党”或所谓“依附严嵩”者多为有识之士，如唐顺之、赵贞吉、赵文华、胡宗宪等人，均不同凡响。唐顺之乃一代名士，学问渊博，有多方面的成就，从内心中赞佩严氏而为之用，并非不自觉入其彀中。胡宗宪平倭有功，尽人皆知，嘉靖皇帝也说过“宗宪非嵩党”。至于赵贞吉，则更有一段插曲。

庚戌之变，“边众大侵”，严嵩日夜操劳，上下沟通，左右协调，作出一定贡献。世贞只字不提，却大肆渲染他“乃激上怒，杖贞吉而谪之荒徼。”又将丁汝夔和杨守谦之被诛也归罪于“嵩皆不能救。”如是地一详略，严氏的祸国殃民形象，又跃然纸上矣！

赵文华两次南下督师，为平定倭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，是个敢想敢做的人物。而在王世贞的笔下，却成了一个“小人”，既陷害了张经，又倾倒了李默，为后来之随同严嵩一道列入“奸臣传”，定下基调。一棍子打死一罺人，王世贞的笔杆子，亦可谓厉害矣！

至于严嵩与徐阶的关系，这篇传记也是颠倒了黑白，混淆了是非。徐阶之所以能够升迁，有赖于严嵩，是严氏举荐他入阁办事作他的接班人，并结为姻亲。而王世贞却说他在“百方阻其进”；还说“嵩故与阶隙，惧而置酒要阶”。这都是一损一褒之词。徐阶是个阳奉阴违、两面三刀、广积钱财、并非清正廉洁的人物，仅田产就在几十万亩，著名的“海青天”海瑞曾经查办过他。而王氏却在这里宣扬“阶洁廉”。写这句话时海瑞正在查勘徐家。世贞近在咫尺（他们都是近邻），不会不知道。可还是要这样写，受人之托，于是便美言几句，其用心亦可谓良苦矣！

上面这些，写了那么多，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一个“奸”字。还有更厉害的，则是一个“贪”字。传记最后一段写道：“籍其家，黄金可三万余两，白银二百万余两。”这是根据江西巡按御史成守节奉命抄查严氏家产上报的数字，实际上并没有抄出那么多。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的“实录”上记载仍“不充二百万数”，故后面加了一句“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”。追查二十年都没有抄到二百万这个数目，可见其上报有假，而更有假的是后面的这句话“它宝玉重器服玩所有又数百万”。这就是个天文数字了，严嵩的家产该是千万以上！而实际上其他宝玉器所使在抄家记录《天水冰山录》一书中已有记载，北京严府抄出的珍珠宝石只有二十四两五钱；江西抄出的珍珠宝石也是二百六十两；抄出的绸缎布匹估价为一万五千两，帐幔被褥估价为二千二百两。加上其他贵重物品，也不过是价值几万两银子，何来数百万两之有？